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年6月13日—2015年5月23日），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是著名经济学家、《美丽心灵》男主角原型，前麻省理工学院助教，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微分方程。[1]由于他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5年5月23日，约翰·纳什与妻子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逝世，享年86岁。
1958年，由于纳什在博弈论、代数几何学和非线性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财富》杂志推举他为同时活跃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领域的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纳什有关人类竞争原因的观察，体现在他的理性冲突与合作的理论中，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给年轻的经济学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程度不亚于孟德尔( Mendel)发现基因遗传现象、达尔文( Darwin)建立自然选择模式以及牛顿确立天体力学原理分别在生物学和物理学引发的彻底革命。
我们希望（博弈论）会管用，就像我们在1942年希望原子弹会管用一样。
一位匿名的五角大楼科学家对《财富》杂志说，1949年纳什有关多人参与的博弈论的前所未有的想法，在他到来之前几个月就已经传到了兰德。他的多人博弈存在均衡点那篇构思精巧的证明的初稿，也就是美国科学院1949年11月那期学报上尚未充分阐述的薄薄两页文字，如同一场加利福尼亚山火一般，席卷了第四大道与百老汇大道交界处那座白色的涂抹了灰泥的大楼。
纳什均衡概念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局限于两人零和博弈的状况。兰德的数学家们、军事战略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几乎一直在集中研究两人之间完全冲突的两人零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得即你所失，反之亦然。沙普利和德雷合( Dresher)回顾1949年在兰德进行的博弈论研究时，说这个组织“完全专注于两人零和的博弈”。这种专注是自然的，因为冯·诺伊曼关于这些博弈的理论既合理又相当完整。与此同时，零和博弈看起来也适用于两个超级大同之间的核冲突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兰德的大部分注意力。
然而零和博弈并不实用。阿罗回忆说，至少兰德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些博弈存在一个固定结果的核心假设感到烦躁。随着武器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即便是全面战争也不再形成对手之问毫无共同利益的纯粹冲突的局面。 向一个敌人施加最彻底的破坏，用轰炸将他送回石器时代，将不再是明智之举。正如美国战略家在对德作战的最后阶段所意识到的那样，当时他们决定不去破坏鲁尔地区的煤矿和工业设施。 十年以后，兰德的一位核战略家谢林这样描述：
在国际事务中，存在相互依存和对抗。 两个对手的利益完全相反的纯粹冲突是一个特例，只可能出现在你死我活的完全灭绝性的战争中，在其他类型的战争中也不会出现。 相互迁就的可能性与冲突的要素一样重要和富于戏剧性。 类似威慑力、有限战争、裁军以及谈判这样的概念，牵涉到可能存在于一场冲突的参与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性。
谢林接着解释了他这样说的原因：“在这些博弈中，尽管冲突的要素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利益，相互依存性仍然是逻辑结构的一部分，要求某种合作或相互迁就，也许是心照不宣的，也许是明确宣布的，哪怕只是为了阻止共同面临的灾难。”
1950年，至少兰德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如果博弈论要发展成。一个描述性的理论，可以有效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军事和经济冲突，人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同时考虑合作与冲突的博弈。 “每个人都已经对零和博弈感到烦躁不安，”阿罗回忆说， “你正在尝试决定要不要开战，而你又不能说失败者失去的就是胜利者得到的，这真是—件麻烦事。”
军事战略家首先留意到博弈论的概念。 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如同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财富》杂志所写的以及后来成为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凯森( Carl Kays-en)所说的那样，少数几个没有忽略这部著作的人原来早在战争期间就与军事战略家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1949年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军方希望运用冯-诺伊曼的博弈论制定情报搜集行动、轰炸方式以及核防御策略。为r捕捉新的想法，手里有大把钱可花的空军抱着与普鲁士军队在200年前欢迎概率论那样的热情接受了博弈论。
博弈论已经在军事谋划室登台亮相。人们在战争期间用它建立反潜战术，当时德国潜艇正在打击美国的军事运输船。麦克唐纳在《财富》杂志中写道：
“博弈”的军事应用始于上一次战争初期，实际上比由ASWOEG（反潜战谍报评价小组）出版的整个理论还要早一些。
这个小组的数学家早已得到冯-诺伊曼于1928年发表的关于扑克的第一一篇论文。
不过，在冯·诺伊曼对圣莫尼卡进行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访问期间，他实际上几乎只跟计算机工程师和核科学家在一起。他的非凡声誉加上威廉斯那灵巧熟练的推销员才能，使兰德从1947年到50年代都将博弈论作为一个主要课题。 人们希望博弈论能为有关人类冲突的理论提供一个数学支柱，并且扩展到数学以外的领域。威廉斯说服空军允许兰德创立两个新的分部，分别是经济学分部和社会学分部。纳什到达的时候，博弈论研究的一个“受托团体”已经在兰德形成，包括博弈论学者沙普利、麦金西(j．C．McKinsey)、达尔基(N．Dalkcy)、汤普森(F．B．Thompson)和博嫩布卢施特，纯粹数学家米尔诺，统计学家布莱克韦尔(David Blackwell)、卡林（Sam Kar-lin)和吉尔斯奇克(Abraham Girschick)，以及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阿罗和司马贺。
兰德的博弈论军事应用大部分集中于战术方面。 战斗机和轰炸机之间进行的空战被用作决斗模型。一场决斗中的战略问题是个时机掌握的问题。对于每个对手，率先开火将使错过目标的机会达到最大。但是，要想射击更加精确，被击中的机会也会达到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候开火最合适。这里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如果等待的时间长一些，每个战斗方就可以增加自己命中目标的机会，但是他也增加了自己被击中坠毁的可能性。这样的决斗可能是喧闹的，也可能是寂静的。如果使用的是“无声枪炮”，决斗者就不知道另一方已经开火，除非他自己被击中。因此，没有一个决斗者知道对方是不是还剩下一颗子弹，或者是不是已经开火，却没有命中，现在完全没有防守之力。
德雷合和沙普利总结兰德在1947年秋天至1949年春天的博弈论 研究的一篇报告别具特色。两位数学家这样描述一次轰炸行动中棘手的攻击问题：
问题：
位于起点的一个截击机基地，拥有，架战斗机，每架战斗机具有一个特定的耐用度。如果在一次轰炸机袭击中接受引导起飞的一架战斗机尚未与它原来选定的目标交战，那么地面控制人员就可以引导它回来作第二次进攻。
攻击者拥有N架轰炸机和A枚炸弹。 攻击者选择两点进攻，派遣携带Ai枚炸弹的Ni架轰炸机作第一次攻击，t分钟之后他派遣携带A2=A- Ai枚炸弹的N2=Ⅳ- Ni架轰炸机作第二次攻击。
攻击者的得益就是没有被战斗机击毁的炸弹数。
解答．
战斗双方都有纯粹的最优策略。攻击者的一个最优策略就是同时进攻两个目标，按每次进攻中轰炸机数目的比例分配A枚炸弹。 防守者的一个最优策略就是按照前来进攻的轰炸机的数目相应派遣战斗机，并且不要重新引导战斗机。 攻击者的博弈值就是v= max{0，A（1-1／Nk）}，其中k是战斗机的击毁概率。纳什心中所想的那个博弈可以不经过对话或合作就得以解决。冯·诺伊曼长久以来一直相信兰德的研究人员应该集中研究合作博弈，在这些冲突中，局中人有机会进行对话与合作，而且可以“讨论局势，同意采取一种理性的联合行动计划，而这种协定假设是可以得到实施的”。在合作博弈中，局中人结为同盟，达成协定。关键的假设在于，存在一个裁判员，确保协定得以实施。合作博弈的数学就跟零和博弈的数学一样，丰富而精巧。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阿罗一样对这个想法并不热心，他们认为这就好比阻止一场危险而浪费的核军备竞赛的惟一希望在于指定一个能监督同时裁军的世界政府。凑巧的是，世界政府当时是数学家和科学家中流行的一个想法。爱因斯坦、罗素和世界学术精英中的许多人，都赞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大同主义”。就连冯·诺伊曼也表示尊重这个主张，尽管他本人是个保守的鹰派人士。不过，大部分社会学家怀疑哪个国家会放弃主权到如此地步，更别说苏联了。 同时，合作博弈看上去与大多数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没有多少关系。阿罗就曾经开玩笑似的说过，“你确实拥有合作博弈论。但是你不能强迫另一方合作。”
阿罗指出，通过证明非合作博弈（即不包含联合行动的博弈）具有固定的解决方案，“纳什突然提供了正确提问的基础”。他又说，在兰德，此事立即让“许多人着手计算均衡点”。
有关纳什的均衡结果的消息，为人知的策略博弈： “囚徒困境”也引出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广。 “囚徒困境”一部分是在兰德发明的，在纳什抵达之前几个月，作者是那里的两个数学家，他们对纳什的想法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远远超过了对博弈概念可能激发的革命的赏识之情。用于描绘这个博弈的要义的囚徒实例，是由纳什在普林斯顿的良师益友塔克发明的，他用这个故事向斯坦福的一群心理学家解释博弈论究竟是什么东西。
如同塔克所讲的故事那样，警察逮捕了两个犯罪嫌疑人，把他们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问话。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坦白并且将另一个人拖下水，或者保持沉默。这个博弈的中心特征是，无论另一个嫌疑人做什么，（单独考虑的话）每个人如果坦白，那么他的境遇都会好些。如果另一个人坦白了，还在考虑的嫌疑人就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从而避免由于隐瞒情况而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如果另一个人保持沉默，那么他就可能通过转为政府的证人而得到宽大处理。坦白就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在一起考虑的话）两个囚徒如果谁也不坦白，也就是说他们勾结或者说合作，那么他们的境遇就都会比较好。不过，既然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坦白的动机，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坦白就是“理性的”了。
自1950年以来，“囚徒困境”已经发展成为数量庞大的、有关合作与背叛的决定因素的心理学文献。在概念的水平上．这个博弈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纳什均衡（定义为各个局中人根据自己的最佳策略行事，同时估计其他局中人也按照他们的最佳策略行事），从这一组局中人的观点来看，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囚徒困境”就与经济学当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互相矛盾。处于博弈里的各个局中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不一定会增进整个集体的利益。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就可以看作一个“囚徒困境”。两个国家如果合作，避免竞赛，他们的境遇就会好转。但是，要占据优势地位所采取的策略是各自将自己武装到牙齿。不过，看来德雷舍、弗勒德( Flood)、塔克或者冯·诺伊曼都没有在超级大国相互敌对的背景下想起“囚徒困境”。在他们眼里，这个博弈只是对纳什的想法的一个有趣挑战。
德雷合和弗勒德在得悉纳什的均衡想法的当天下午，把威廉斯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艾尔奇安(Armen Alchian)当作实验动物，做了一个实验。庞德斯通说，弗勒德和德雷舍“很想知道现实里的人，尤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纳什或者均衡点的人，如果处于这个博弈里，会不会神奇地被牵引到均衡策略上去，他们对此表示怀疑，两个数学家做了100次试验”。
纳什的理论预言，两个局中人将会采取优势策略，尽管采取劣势策略可能使双方的境遇同时变好。虽然威廉斯和艾尔奇安并不总是合作，实验结果几乎没能达成一个纳什均衡点。德雷舍和弗勒德认为，他们的实验表明局中人倾向于不选择纳什均衡策略，反过来，他们很可能“妥协”。冯·诺伊曼对此当然表示赞成。
结果呢，威廉斯和艾尔奇安选择合作多于选择欺骗。在每个局中人决定自己的策略之后并在他了解对方的策略之前所做的评论表明，威廉斯意识到局中人应该合作，从而使他们的收益达到最大。如果艾尔奇安不合作，威廉斯就会惩罚他，然后在下一轮回来进行合作。
纳什从塔克那里得知这个实验之后，给德雷舍和弗勒德写了一张条子，对他们的解释提出异议，后来在他们的报告里作为一个脚注发表：
作为均衡点理论的一个检验，这个实验的漏洞在于，它等于要局中人进行一个大型的多步博弈。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如同我们在零和博弈的案例里所做的那样，看作独立博弈的一个序列。
这里有太多相互作用……但是，（局中人甲）和（局中人乙）在取得回报的过程中显得如此效率低下却真是令人感到震惊。本来我们以为他们会更加理性一些。纳什在兰德设法解决他和沙普利在前一年同时研究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要在双方之间设计一个谈判模型，他们的利益既不一致，也不会完全相反，使他们可以运用这个模型来确定各自在谈判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威胁手段。纳什抢在沙普利之前动手。 “我们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舒比克后来在他的普林斯顿回忆录中写道， “但是纳什一开始就想办法构思了一个运用威胁手段的两人谈判的漂亮模型。”
纳什没有像他当初构思独创的讨价还价模型那样通过公理方式得出问题的解答，公理方式就是列出一个“合理”答案应该具备的特点，然后证明这些特点确实导向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这次他安排了一个四步谈判。第一步：各个局中人选择一种威胁手段，也就是当我们不能达成交易，即我们的要求不能兼容的时候，我将被迫采取的措施。第二步：局中人将自己的威胁手段告知对方。第三步：各个局中人选择一个要求，也就是在他看来值一定数量的结果，如果讨价还价不能保证他得到这个数量，他就不会同意达成交易。第四步：如果发现存在一个可以满足双方要求的交易，局中人就会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否则威胁手段将不得不实施。结果发现，这个博弈具有无穷多个纳什均衡点，不过纳什提出了一个设计非常精巧的证明，用于选择一个独一无二的固定均衡点，而这个点与他以前运用公理方式得出的讨价还价结果是一致的。他证明各个局中人都有一个“最理想的”威胁手段，换言之，无论另一个局中人选择什么策略，这个威胁手段都能保证可以达成一个交易。
纳什起初在标明1950年8月31日的一份兰德备忘录上提出了自己的结果，表明他设法赶在离开兰德返回布卢菲尔德以前完成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一个更长也更具描述性的版本最后被（（计量经济学》学刊接受，该刊曾于当年4月发表了他的“讨价还价问题”。 “两人合作博弈”在接下来的那个学年的某个时候被接受后，一直到1953年1月才得以发表，这是纳什对博弈论所作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在兰德，没有人解决过非合作博弈论中的任何重大的新问题。实际上，纳什在1950年就停止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兰德，有关博弈论的主要争论来自数学家那边，沙普利尤其突出，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与其说是应用，倒不如说是数学本身。 在50年代，沙普利集中研究合作博弈，这种博弈不仅经济学家必然兴趣不大，而且军事战略家也是如此。
所有数学模型的正当性在于，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过分简化的、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还是能迫使分析者们面对那些在数学模型以外也许不会想起的可能性。物理学和医学的历史充满了错误或者不完整的理论，却为其他一些重大突破提供了可能性。 比如说原子弹，它就是在物理学家弄明白粒子结构之前建造出来的。
博弈论在一个军事问题上的最重大的应用直接来自决斗理论，并且帮助形成了可能是兰德最有影响力的单个策略研究。这项研究是沃尔斯泰特( Al Wohlstetter)的新发明，他是数学家，1951年初加入兰德的经济学分部，比纳什加入数学分部晚了大约六个月。
按照卡普兰的说法，SAC（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在50年代初期的作战计划是让轰炸机从美国飞往海外基地，让军队从那里向苏联发动进攻。空军的整个威慑战略建立在氢弹的威力以及美国有能力回击任何类型进攻的想法上。很明显，在沃尔斯泰特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美国面对先发制人打击的脆弱性，这次打击瞄准的不是美国的城市，而是要摧毁SAC的力量，然后，集中注意力对付处于苏联的打击范围的少量外国基地。卡普兰写道：
在此之前，博弈论的军事应用大部分集中在战术方面，也就是寻求策划一次战机决斗的最佳方式，如何设计轰炸机编队，或者如何实施反潜战战役。 不过，沃尔斯泰特推进了这种应用。
正是这种根据敌人的最佳移动作出自己的最佳移动的坚决主张，吸引沃尔斯泰特观察一张地图，得出结论说我们越是靠近他们，他们也就越是靠近我们，我们越是易于击中他们，他们也就越是易于击中我们。 沃尔斯泰特和他的小组估计大约只要120枚炸弹……就能摧毁75%到80%随意停放在海外基地的B- 47型轰炸机。 SAC看上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攻击力量，在许多方面却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只要将它的计划付诸行动，就会造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目标，吸引苏联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
沃尔斯泰特的研究给空军机构带来了一种电击似的震动效果。这个研究着眼于美国的脆弱之处以及苏联可能发动一次意外的进攻，同时也为军界当中的一种多疑症找到了理由，这种病症已经渗入整个国家，在50年代后半期发展成对于假设的“导弹差距”的一种全国性的歇斯底里情绪。卡普兰写道，兰德的报告“通过数学计算和理性分析宣布对敌人以及未知情况的一种基本的恐惧是合理的，除非我们的技术和眼界可以用于讨论这个新的相当吓人的情况（即苏联拥有远程核武器），并且采取行动”。
在数学家、战略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看来，兰德的黄金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一段时间后，兰德的赞助人对纯粹理论的热情有所减退，对个人特质也没有那么宽容，变得越来越苛刻。数学家对博弈论开始感到厌倦和沮丧，顾问们再也不来上班，永久员工则转到大学去了。纳什在1954年夏天之后也没有回来过。 弗勒德于1953年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冯·诺伊曼在激起了研究小组的兴趣之后的工作无论从哪方面看也只是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他于1954年中止了在兰德的顾问职务，接受任命，成为原子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博弈论无论怎么看都已经退出了兰德的舞台。 卢斯和赖发( Howard Raiffa)在1957年出版的《博弈与决策》中这样总结： “我们有历史事实表明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博弈论已经感到幻灭。 当初人们有一种天真烂漫、声势浩大的感觉，以为博弈论解决了数不清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或者至少认为答案只要经过几年的研究就可以得出。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军事战略家持有同样的看法。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谈到威慑、原子弹恐吓、平静恐惧情绪……我们就明显地深入到博弈论里去，”谢林在1969年写道， “但是正式的博弈论本身对澄清这些想法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担任军事战略家的前景，在兰德工作，在圣莫尼卡生活，或者赚取相当不错的薪水，没有一样是引诱纳什接受威廉斯提供的思维库一个永久职位的原因。纳什对兰德的友爱之情或者使命感没有多少认同，他只想独自一人进行研究，拥有在整个数学王国驰骋的自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应该在一所一流大学取得教职。
当时，他打算在普林斯顿度过即将来临的一个学年。塔克已经伸出援助之手，安排他为本科生上一部分微积分课程，又让他在自己那个由海军研究基金资助的办公室里担任研究助理。实际上，纳什希望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为下一个秋天谋求一份学术职位空缺作准备。不过，在他可以坐下来好好考虑这些问题之前，却被迫面临一个威胁到他职业生涯的事件，说穿了就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纳什大概正在飞往圣莫尼卡兰德的途中。一个星期之后，杜鲁门做出保证，要派美国军队参战。第一批援军于7月19日登陆。到了7月31日，杜鲁门已经签署一份命令，要求义务兵役部马上征集10万年轻人，其中2万人即时开始征集。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老约翰和弗吉尼亚就写信说纳什应征人伍的危险也许迫在眉睫。他们和大多数共和党人一样，讨厌杜鲁门，对整个战争持怀疑态度。他们催促纳什尽快回到布卢菲尔德，以便与当地征兵部门的人员单独谈话，说服他们签发一张Ⅱ-A证明。当然，他们还说，纳什在兰德或普林斯顿都会比穿上军装更有价值。
当纳什8月底离开兰德公司之后，就从洛杉矶直飞波士顿，出席了一天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当时会议正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地区举行。在那里，他向一小批听众介绍了自己取得的关于代数流形的成果，这对于一个年轻数学家来说是一项非常不错的荣耀。不过他正急于赶回布卢菲尔德，因此没有留下来继续参加大部分的会议。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竭尽所能避免应征入伍。只要一场战争打起来，哪怕是一场不受欢迎并且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谁知道他将要在部队里服务多长时间？他的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任何中断，都有可能影响他实现进入一个一流数学系工作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兵已经淹没了就业市场，登记人数由于征兵的关系开始下降。两年以后，另外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就会成长起来，吵吵嚷嚷地争夺那么少数几个讲师职位。他的博弈论毕业论文在纯粹数学家那里要么没有得到重视，要么就是受到嘲笑，他觉得，得到一份理想工作的惟一希望就是完成他的有关代数流形的论文。
另外，他不想成为某人更加庞大的计划里的一部分，虽然他具有鹰派的本性和南方背景，但一想到部队生活就感到非常害怕。他是比弗高中少数几个没有祈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尽量延长，好让自已有机会服役的男孩子之一。军队生活充满愚蠢无知的严密管制、令人精神崩溃的常规条令且缺乏个人隐私概念，而且他也从其他数学家那里听说了许多与那种粗鲁、没有文化的年轻人朝夕相处的可怕故事。当年他离开布卢菲尔德去卡内基工学院上学的时候所以满心高兴，就是因为可以从此逃避同这样的人混在一起。
纳什很有条理地开始工作。他一回到布卢菲尔德，就拜访了征兵部门的两个成员，其中一个是部门负责人、退休律师斯科特(T．H．Scott)，后来被他形容为“一个铁杆共和党员”，认定杜鲁门=白痴=罗斯福；另外一个是布卢菲尔德州立大学（位于城镇远郊的一所黑人大专学校）校长迪卡森博士(H.L Dickason)。纳什把尽量了解这些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当作自己的首要工作。结果呢，征兵部门只是朦朦胧胧觉察到纳什究竟想要做什么。直到他出现在皮里大楼，他们才知道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而不是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他在那年秋天还要返回普林斯顿继续学业。他的学生缓役资格尚未取消。
纳什与斯科特见面的结果并没能缓解他的忧虑。征兵部门已经开始制定年满22岁者的名单。现在既然他们知道纳什不再是一个研究生，他就很可能被列入下一轮的召集名单，时间定在这个月的20日，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纳什提到自己正在为军方从事机密的研究工作，并且介绍了他与兰德以及普林斯顿的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关系。斯科特没有排除授予他一个职业缓役资格的可能性，但是他对一个年轻数学家在国家处于紧急关头之际除了参军之外还有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性有些怀疑。纳什觉得与迪卡森的会见感觉稍微好一些，后者在开战之前教过数学和物理学，纳什在普林斯顿取得的学位和那里的同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有可能是迪卡森提示纳什，说只要递表申请Ⅱ-A，即职业缓役资格，就可能暂时缓解征兵压力，从可能的征兵对象中脱身出来，至少可以等到征兵部门有时间研究他的Ⅱ-A申请。
纳什立即行动。在布卢菲尔德，他跑到图书馆查阅义务兵役法。他认真揣摩征兵部门的心理，给塔克、华盛顿的海军研究办公室写信，毫无疑问还给兰德的威廉斯写信，尽管没有记录表明有过这么一封信。（塔克9月15日收到的一封来自华盛顿的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信是这样开始的： “纳什写信给我，询问海军研究办公室能不能帮助他取得缓役资格。”）纳什请求他们帮助他取得ⅡA缓役资格，却只要他们如实陈述并答应以后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将来也许可以动用更有力的武器而不至于让人觉得”只是重复最初的陈述。他竭尽所能拖延入伍的进程。后来，在其他场合，纳什反复表示自己对“政治”、 “政治伎俩”非常厌恶和反感，不过，尽管他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切实际、幼稚和远离日常事务，却相当精通构思策略、侦察必要事实和利用其父亲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懂得召集同盟军和支持者。
塔克、大学、海军和兰德很快就作出了充满同情的反应，一致宣称他是不可取代的，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培养一个替补者，而且他的工作“对于这个国家的福利和安全是极其必要的”。华盛顿海军研究办公室的里格比(Fred D. Rigby)向塔克建议说，最佳途径就是由一名大学官员出面，请求海军研究办公室纽约分部写信给布卢菲尔德征兵部门。 “据说这个方法很管用。一般说来．这应该是在某人已经被列入I—A类别之后才做的事情，但是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事先进行。”里格比同时指出，“这类问题近来经常出现”，暗示纳什绝对不是惟一一个与国防部有联系、正在谋求逃避兵役的年轻学者。里格比还答应，如果分部办公室这条路行不通， “我们会直接与全国义务兵役组织联络，再作第二次努力。”不过，他又补充说，十有八九“这将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旨在挽救纳什免遭征集的联合行动，与当时为帮助其他许多年轻科学家而进行的努力没有什么区别。朝鲜战争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激起爱国热忱。许多学者将国防研究视为另外一种服役形式，而且豁免特别有成就、有价值的个人的兵役义务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先例。库恩记得自己曾经申请加入海军的V – 12计划，这样就能在战争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上作为平民同样要上的课程，只不过要穿上军装，但是他没有成功。最后他进入步兵，惟一的原因就是未达到海军更加严格的体格要求。朝鲜战争没有像越南战争那样掀起大规模的逃避兵役的浪潮，但是，在纳什那一代人的某个精英集团当中，确实存在应得权利的意识，对于争取特殊对待一点也不会感到难为情。
纳什迫切地逃避兵役，显示出他内心远比担心职业理想或个人便利更加深刻的恐惧。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营房并与陌生人紧密相处不但会感到很不高兴，而且深受威胁。通过某些理由，纳什以后会将他的疾病起因部分归于教学压力，然而这种形式的管制其实远比军队生活宽松得多。朝鲜战争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他已经满了26岁（这是兵役义务停止的年龄），他对应征人伍的恐惧仍然非常严重。这种恐惧最终达到妄想的地步，促使他努力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
有趣的是，纳什的内心直觉被精神分裂症研究者确认为有效原因。至今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可能引发抑郁症或焦虑性神经症这类精神失常的生活事件，即斗争、爱人死亡、离婚、失业与精神分裂症发作紧密相关。不过，几项研究已经显示，和平时期的基础军事训练可能在尚未看出易受精神分裂症袭击的人身上诱发这种疾病。尽管这些研究的对象全部按不同的精神疾病精心分类，结果仍显示精神分裂症的住院治疗率高得有些不同寻常，在应征入伍者中间尤其如此。
里格比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普林斯顿教务长布朗(Douglas Brown)的文件当中，有一份标明9月15日的手写字条，上面记录了数学系的秘书亨利(Agnes Henry)打来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教务长的秘书，说纳什给她打过电话，请教务长给海军研究办公室写信。
几天之后，纳什递交了一份大学表格，标题是“国家紧急时刻必需信息”，其中他写道自己已经在布卢菲尔德的第12地方征兵部门登记，目前的类别是I-A，他“有机会得到Ⅱ-A，申请尚未批复”。这张表格说明纳什已经被727项目雇用，而这就是塔克在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下进行的项目。在回答“你是否正在从事任何其他可能关系国家利益的研究工作或者顾问工作？”的问题时，纳什回答“是的”，并且写明“兰德公司顾问”。可能是普林斯顿资助办公室主管加进去的一个备忘录指出纳什花了“三年或更多的时间研究博弈论以及相关领域；还是卡内基工学院本科生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这个领域的论文；两年后就在普林斯顿取得博士学位。里格比博士已经要求海军支持”。
大学立即写信给海军研究办公室，说明“目前国家处于紧急时刻，这个项目被华盛顿的海军研究办公室后勤分部视为非常重要的贡献。纳什博士是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当中一个很关键的成员，也是这个国家非常少有的几个曾在这个领域受过训练的人士之一”。海军研究办公室接着在9月28日写信给征兵部门，说纳什是“一个很关键的研究助理，这份合同是海军部的研究和开发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为国家安全服务”。
兰德同样保护纳什，它的前任安全经理贝斯特( Richard Best)记得自己曾经为了纳什和另外一个来自普林斯顿的数学家佩萨科夫写信，力求将他们从兵役当中“拯救”出来。（佩萨科夫的回忆与贝斯特有所不同，他说他想参军，但是兰德的主管不放他走。）“我们有许多后备军人和大量年轻人，”贝斯特回忆说，“在1948年，平均年龄是28.35岁。人事办公室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情况）。我为纳什给征兵部门写过一些信。”
纳什的游说行动奏效了，虽然他没能立即得到朝思暮想的Ⅱ-A资格。10月6日，大学通知纳什， “你看来直到6月30日都将是安全的。”很显然，征兵部门只是将他投入现役的时间推迟到1951年6月30日。 大学方面建议纳什， “我会提议我们推迟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直到明年春天，那时我们可以再次申请Ⅱ-A资格，如果遭到拒绝，可以考虑提出上诉。”不过，至少现在纳什已经阻止了军方破坏自己的计划，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自己的自由，他很可能保护了自己的性格完整，赢得了正常工作更长时间的能力，如果应征入伍，也许他做不到这一点。
（纳什传）
国家智库总编辑于今在兰德公司总部
兰德的地理位置是它的一个诱人之处。这个公司的总部设在一度沉睡的海滨聚居地，位于圣莫尼卡山脉南部8千米处的马利布克雷森特的边沿，就在洛杉矶西部。50年代早期，圣莫尼卡看上去就同纳什想象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某些城镇一样。
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 年11月，上世纪末从华盛顿迁址洛杉矶海边小镇——圣莫尼卡，公司椭圆型总部大楼设计的像五角大楼。兰德目睹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20亿美元的曼哈顿项目）的成功，五星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空军参谋长）初期得到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0万美元，又募捐到1000万美元。
“兰德（RAND）”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兰德成立以后交出的第一份报告是“实验性绕地空间飞行器的早期设计”，它由科学家、战略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完成。报告描述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空间活动，但在当时被认为完全脱离实际。美国空军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此，委托兰德做了大量咨询研究项目。到今天为止，美国空军仍然是兰德最大的单一资助单位。在随后的冷战时期，兰德先后提出了“核恐怖平衡理论”“侦察卫星计划”“博弈论”“互联网概念”等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想了解苏联的卫星发展状况。1957 年，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地推断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结果与实际发射时间仅差两周，这令五角大楼震惊不已。兰德也从此在冷战时期真正确立了自己在美国的地位。此后，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兰德都进行了成功预测，这些预测使其名声大震，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兰德公司长期以来形成优秀的研究传统与方法，注重跨学科、客观性、独立性、经验方法。它们的咨询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一是注重现实性的战略决策问题的研究。在兰德公司的咨询项目中，很大部分与政府和国家的战略性利益相关，比如它对前苏联、中国、欧洲的研究，就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从它的研究历史来看，它总是选择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为各种决策服务。二是十分重视预测性研究。关注未来是兰德公司从建立之初就有的传统，而且在如何研究未来方面，国际上公认兰德公司为从事未来研究的最先进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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