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简历_熊晓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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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时代无情碾压,
幸运地被时代托起
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随着2018年春节的临近,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做了很多事情。为了处理重要工作,他不断调整时间,中国慈善家的采访只能在他的车里进行。
车从建国门内大街出发,驶往张艺谋工作室。与张艺谋谈完工作后,熊晓鸽随后赶往机场。
2016年12月11日,熊晓鸽回到母校湖南大学参加“张艺谋艺术学院”签约仪式。计划5年内投资不少于1亿元,第一阶段投资不少于2000万元。学院邀请张艺谋导演“合作建设”,主要培养导演、导演、制作和管理人才,首先招收研究生,然后逐步扩大本科教育。
熊晓鸽说:“因为艺术不仅需要老师的教学,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张艺谋的创作、排练和设计只能通过言行来完成。”。
2017年12月28日,熊晓鸽与IDG资本合伙人周泉共同出资1977万元,以查全性教授的名义为武汉大学捐款设立“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他说这是他必须在2017年完成的。
“1977”是一个特殊的数字。1977年,受文革影响中断11年的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恢复。对熊晓鸽个人来说,这一年也是他人生转轨的一年。
2018年3月,《中国慈善家》封面
晨光1977
1977年10月,电机在湖南湘潭钢铁厂轰鸣,钢花飞溅。电钳工熊晓鸽雄心勃勃,但他的生活相当于原地踏步。当时,他已经学会了“学徒”,他的技能使电机稳步疯狂,但动机无法促进他的生活。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走弯路,他应该在1974年申请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制度经过几次调整和体育冲击。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作为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突破口”,当时实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首当其冲。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不得不按照政策停止招生,教师和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完全瘫痪。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已成为高校招生原则。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生7届94万人。
中国高校招生考试中断了11年,熊晓鸽不得不停下来。一段青春只能在沉闷中焦急地期待着未来的雷雨。
1974年高中毕业后,熊晓鸽进入钢铁厂技术岗位,两年“出徒”,成为大家羡慕的技术工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他参加了甘岭战役,转业后在钢铁厂当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父亲被“打倒”。熊晓鸽受到家人的特别保护,很少被允许出去玩。一个邻居是电工,经常组装收音机。熊晓鸽对这台捕捉电波的机器很感兴趣。邻居的技术对他年轻时来说也很神奇。12岁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组装收音机了。当时,他曾经想成为一名电工。
作为一名钳工,大学梦想在熊晓鸽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相比之下,在钢铁厂的日子无异于浪费青春。他学习英语和夜校。由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习”的招生条件,他努力成为师傅眼中的好青年,期待机会。
熊晓鸽记得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工厂广播里传来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恢复。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能地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他向主人请假回家复习家庭作业,他的父母也为他腾出了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床,里面装满了复习材料,床头还放了一篮他父亲给他买的橘子。一个多月来,熊晓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准备考试,停电,点燃煤油灯,经常通宵达旦。
那一年的高考是冬天进行的,考试过去了,就是熊晓鸽的春暖花开。
1977年,熊晓鸽收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人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在收到通知的那天,熊晓鸽从几十米高的工厂楼梯上飞了下来,穿上自行车,然后飞回家,把湖南大学第一个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递给了她的母亲。母亲盯着儿子看,不情愿地说:“你要走了。”
从此,熊晓鸽展翅,没有辜负时间。1986年,他在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获得硕士学位,然后被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经济与商业博士学位录取。随后,他进入了大型出版机构卡纳斯公司,从助理编辑到电子导报主任编辑;1991年,他加入了IDG。1992年,在IDG麦戈文先生的支持下,IDG资本在波士顿成立。第二年,熊晓鸽率领IDG资本进入中国,并将风险投资业务引入中国。IDG资本已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投资机构。如今,IDG资本在全球投资了700多家优秀企业,包括百度、搜狐、当当、搜房、腾讯、携程、汉庭酒店、暴风科技、小米、传奇电影、Moncler等。熊晓鸽被誉为“风险投资教父”和“中国互联网风险投资第一人”。
“如果当年没有恢复高考,也许我现在就下岗了,或者等着退休。”熊晓鸽说。
1977年是熊晓鸽自己人生扭转的一年。熊晓鸽说,他就像一个缩影,代表着被时代无情碾压、被时代幸运托起的年轻学生。
多年后,当他回忆起国家命运与人生转折点时,他说国家在某个早晨醒来,他有幸迎来了清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
致敬
在熊晓鸽照耀之前,灿烂的阳光已经蓄势待发了很长时间。
熊晓鸽高中毕业第二年,即1975年,邓小平被命令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领导全面整顿。由于当时大学招生考试被废除,大学工农兵学生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邓小平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学到底起什么作用?培养谁?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为什么要上大学?“当时,他设想做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进入大学深造,但由于一系列运动,未能主持实施。
在1977年7月召开的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地位的决议》。两个月前,邓小平主动要求中央政府在恢复工作后负责科技和教育。他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已经落后了20年。”
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之前,邓小平就科学技术和教育问题进行了多次谈话,希望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实施的高校招生制度,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一项重大措施,他最初的想法是在1977年准备一年,并在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一半的学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渐走上正确的轨道。然而,该计划在邓小平复出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前实施。
远在湖南的电钳工熊晓鸽听到了高考恢复的好消息,不仅感谢邓小平,也感谢另一个人。
1977年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教研讨会。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找一些敢于说话、有见解的人,而不是行政人员,没有直接参与‘四人帮’的人”。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邀请了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33名专家学者。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是科学界的领导者,教育界的领导者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研讨会的33人大多是科教界的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远、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贤、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中国科学院吴文军、王大恒、邹承鲁等。他们大多六七十岁。52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算年轻一代。
查全性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选出并推荐的武汉大学代表。会上,查全性坐在邓小平对面。会议开始两天,会场讨论正常,气氛平淡。原因是邓小平在1977年7月被“击倒”后刚刚回来。座谈会前两天,大家都在一些不敏感的问题上打转。
查全性一开始并没有说话。在过去的两天里,他看到邓小平没有缺席每次会议,也没有迟到或提前退休,所以他有一些信心。”我认为小平同志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罕见,说出自己的想法,很可能会解决问题。所以,我开始在书中写一个演讲大纲。”检查一下全面的记忆。
在8月6日下午的会议上,清华大学负责人说:“现在,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了。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不得不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一句话卸下了参与者的负担。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查全性说。他直接指出了当时高校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并提出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制度;高中文化统一考试;申请人选择自己的专业;应届毕业生和高中文化社会均可参加统一考试。
全面的演讲使会场气氛升温,大家纷纷发言,同意恢复高考的建议。
当时,恢复高考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但没有机会,也没有人敢正式提出。要改变现状,我们需要首先指出问题,而指出问题本身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他说。“如果你不这么说,错过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
当时,教育部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遵循“自愿申请考试、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的政策,形成了1977年的高校招生计划。该计划于1977年8月4日提交国务院。
邓小平原计划在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他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查全性,赶紧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的高考。否则会招到20多万人,很多不合格,浪费损失会很大。”
刘西尧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邓小平立即决定,“改变!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变,我们就坚决改变它。收回太原招生会议报告,并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涉及到数百万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我们必须抓住每一天。不要把今年能做的事拖到明年。不要再等了。”
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新生27.3万人。熊晓鸽就是其中之一。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恢复高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熊晓鸽感谢查全性的大胆建议。”这个决定是邓小平决定的,但有人需要提出。”
由于大胆的提议,查全性教授将原计划于1978年实施的“恢复高考”计划提前一年,被称为“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2017年12月,熊晓鸽代表IDG资本向武汉大学捐赠1977万元,设立“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纪念并感谢查教授1977年8月在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上的建议,并提出立即恢复高考的建议,促进当年恢复高考。图为熊晓鸽走访查教授家,向他鞠躬致谢。
2017年12月27日,熊晓鸽从广州乘高铁前往武汉拜访92岁的查全性教授。他一见面就握住查教授的手,鞠躬致敬。第二天,在签约仪式上,熊晓鸽和周全向武汉大学捐赠了1977万元,并成立了“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
熊晓鸽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件事不是很早就考虑过怎么做,也没有提前计划到40周年。整个事情都是偶然的。”。
2008年夏天,熊晓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偶然遇到了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熊晓鸽提议为这一代人拍一部电影。
熊晓鸽回忆道:“我们都是同年入学的。我说你就拿吧,你付一半的钱,我付一半的钱。”。
在熊晓鸽短暂的投资生涯中,这是唯一一次没有任何市场调查或风险评估的投资。他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投资与金钱和回报无关。
由于《高考1977》的拍摄,熊晓鸽对当年高考恢复的历史细节比较熟悉,知道查全性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2017年11月,熊晓鸽在武汉会见湖北省副省长前,特意问查全性教授,说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马上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武汉大学书记。当他问的时候,查先生还活着,已经92岁了!我说太好了!我要尽快给查教授设立奖教金,一是感谢,二是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那天晚上,熊晓鸽不能去看教授,因为他想回北京开会。”这件事必须在2017年完成。”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他进一步与同样是77级的全面讨论,并很快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了从国外回到北京的武汉大学校长,以实施捐赠细节。在学校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
2005年,熊晓鸽担任波士顿大学校长,成为中国学生中唯一担任学校校长的毕业生。熊晓鸽说,他对加强本科教育的质量有着深刻的理解。
“国外著名大学致力于加强本科生的教育质量。现在,世界大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学教师的名利非常诱人。他们更愿意教研究生,做项目,拿活动资金。但本科是基础,我希望灌输这个大学的教育理念。”熊晓鸽告诉《中国慈善家》。
熊晓鸽在湖南大学学习的绿色岁月
母亲与母校
熊晓鸽的父母出生在动荡的时代,经历了许多艰辛。时代的代价是由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当一家人一起度过艰辛时,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细腻和厚重。
熊晓鸽之所以申请湖南大学,是因为他听从了母亲的建议。首先,湖南大学是当时母亲所知道的最好的大学。其次,它离家不远,方便母子经常见面。
与父母告别时,母亲同意熊晓鸽每半个月见一次面,要么儿子回家,要么母亲去学校看望。如果熊晓鸽半个月没回家,她妈妈会去湖南大学看他。
熊晓鸽的母亲出身苦涩,生活经历坎坷。虽然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可以向熊晓鸽传递足够的能量,做他的心理支持。熊晓鸽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医家庭,受过教育,写得很好。参军后,父亲前往朝鲜战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受伤仅21岁,腿部残疾。父亲的工作比较忙,母亲给了熊晓鸽童年更多的陪伴。有时淘气的孩子会嘲笑熊晓鸽,模仿父亲走路,熊晓鸽会伤心地告诉母亲。母亲会微笑着告诉他,“你父亲在为国家而战中受伤,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荣耀。”
“文化大革命”期间,熊晓鸽的父亲因出身不好而受到打击,组织要求母亲和父亲“划清界限”。熊晓鸽的母亲被组织介绍嫁给了今天的丈夫。现在,组织要求她带着孩子和丈夫分开。她假装听不懂。“婚姻结束了,孩子出生了。如何划清界限?”一句话里的人味和理智让对方无言以对,“大道理”说不通,就不说了。
只要熊晓鸽的父亲被拉去批评,母亲就会悄悄地买一只鸡,炖一锅浓鸡汤,等丈夫回来补充身体。晚上,灯光暖黄色,一家三口围着炉子喝汤,这是熊晓鸽童年留下的温暖记忆。当他长大后回忆起这一幕时,他发现光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笼罩着温暖,抵御着外面世界的风、刀、霜和剑。
父母愿意为家庭承受磨难,但他们不想让熊晓鸽遭受这种无缘无故的痛苦。熊晓鸽5岁时上小学,年纪小,但很强壮,年年想当三好学生,年年做。熊晓鸽自从父亲被批评后,再也拿不到证书了。期末回家,他空着双手,妈妈问,为什么没有证书?熊晓鸽心里委屈,泪流满面,对父亲说:“怪你,伤害我当三好学生。父母只能相视沉默。
父亲的出身无法改变,更不用说世界变迁的日子了。父母不想影响熊晓鸽的一生。一天晚上,熊晓鸽从梦中醒来,隐约听到母亲抽泣。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房间里。熊晓鸽躺在床上,不敢动。她静静地听着父母的低声对话,发现父母在讨论离婚。分居后,她计划让熊晓鸽和母亲姓。熊晓鸽哭着从床上跳了起来,喊道:“你们不要离婚,你们不要离婚,我再也不是三好学生了”。
一家三口紧紧地拥抱着对方,哭声相混,委屈和悲伤倾泻而出。
终于,“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长大的熊晓鸽走进大学,一家人熬过了时代的苦难,迎来了最大的转折点。
熊晓鸽是理工科转英语专业的,刚入学的时候只会读一句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基础好的同学可以看英文版的《红楼梦》。他和另一个从工科转来的同学约好,每天背一个英文小故事,不会受到惩罚,帮对方买饭打水。渐渐地,他缩小了自己与同学的专业差距。
自从准备高考以来,熊晓鸽一直被进取精神所推动,电机从未停止过。除了个人的未来,他还承担着父母对他的期望。熊晓鸽从来没有忘记当她把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母亲时,她脸上的表情。每次我妈妈来学校看熊晓鸽,他们都走在校园里,风景安静,教室明亮,她像孩子一样叹息,“你太高兴了,下辈子,我也想来这里,像你一样学习。”
不幸的是,熊晓鸽的母亲在48岁时去世了。1995年是母亲去世的第12年,从美国回来的熊晓鸽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捐赠了100万元,并在母校湖南大学设立了熊晓鸽奖学金(教学)。截至今年,奖学金(教学)捐赠金额已超过1000万元,受益于1000多名师生。
熊晓鸽常说“慈善与我无关”。他说,在湖南大学设立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母亲,希望能帮助像母亲一样渴望学习的孩子。
母亲刚去世时,一天晚上,熊晓鸽发烧,躺在湖南大学医院住院部输液。门外10米远处是一个废弃的防空洞。下午,一名女同学在河里游泳溺水,尸体停在防空洞的入口处。这是一名大一新生。她的母亲从家乡来,在防空洞里哭泣。整整一夜,窗外的母亲为孩子的离去撕心裂肺,房间里的孩子默默地为母亲的离去痛苦。
2017年6月,熊晓鸽发起倡议并领导捐赠的湖南大学游泳池正式开放。
2000年,熊晓鸽发起了一项倡议,希望校友们能共同为湖南大学捐赠游泳池,并带头捐款。在校庆晚会上,他宣布捐赠900万元——前后捐赠总额超过1500万元。该游泳池还获得了IDG创始人、主席帕特里克·杰·麦戈文(Patrick J. McGovern)捐赠支持。该博物馆于2012年奠基,已建成投入使用。
冲出1986
熊晓鸽对大学的捐赠并不局限于中国。2004年,他在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捐赠了“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和“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当时熊晓鸽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分别为1.5万美元和3.5万美元。“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学生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主流大学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奖项。第一个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
202004年11月,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颁发了第一届“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
早在湖南大学就开始了熊晓鸽对新闻的依恋。
熊晓鸽上大学时,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当时,他真的很想成为一名战场记者。20世纪70年代,中东烟雾弥漫,战场记者闪闪发光,向世界传递焦点新闻。熊晓鸽看着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作为偶像,我希望我也能进入媒体,冲到前线捕捉新闻,或者问风口浪尖的政治人物。他找到了教科书,自学了新闻专业知识,甚至申请了社会科学院英语编辑专业的研究生。不幸的是,他没有通过政治考试。
熊晓鸽大学毕业于1982年,他的家人希望他能抓住机会留在学校任教,但熊晓鸽坚持在北京工作,担任机械工业部的翻译和英语教师,并继续学习新闻。
熊晓鸽在追求目标时有着非凡的耐力和疯狂,这使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屡获胜。高考中断11年,1977年报考人数达到570万,千军万马过钢索桥,录取率不到5%;1984年,熊晓鸽如愿考上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向“法拉奇”迈进一步。这是全国统一考试,熊晓鸽总分在全国排名第三。随后,他进入新华社实习,并主动申请“中东非洲组”。
他的力量和疯狂还没有用完。1986年,熊决定去美国留学,在波士顿大学的帮助下获得全额奖学金。买了机票后,他只有38美元。
熊晓鸽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最担心的是收入。他的奖学金期限为一年,第二年将支付超过1万美元的学费。他必须强迫自己缩短时间,选择高学分课程。除了学习,他还要同时做两份工作来维持日常开支,一份是助教,另一份是自行车店工人,每天的睡眠时间缩短到4小时左右。他坚持了两个学期,获得了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
2018年2月,波士顿大学“IDG资本学生创新中心”由IDG资本主导捐赠 熊晓鸽(左二)正式成立,与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右二)握手。
熊晓鸽并没有停下来。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的奖学金,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熊晓鸽偶然进入了一家大型出版机构卡纳斯公司。三年后,熊晓鸽成为该公司亚洲版电子导报的主编。
在媒体工作中,熊晓鸽最初的新闻梦想逐渐减弱。”当时,我更成熟了,因为作为一名电子行业记者,我开始联系业务,慢慢地不想‘法拉奇’,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之后。”熊晓鸽说。
熊晓鸽主要与硅谷的企业家打交道,这让他接触到了“风险投资”的概念。1991年,熊晓鸽担任卡纳斯香港分公司副总裁。他看到了电子信息在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希望说服公司在中国做杂志和风险投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熊晓鸽想到了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麦戈文。当时,他不知道麦先生将成为影响他生活轨迹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2013年11月,熊晓鸽和麦戈文先生一起包饺子,庆祝IDG资本进入中国20周年。
1991新起点
麦戈文是熊晓鸽的老板、朋友和工作伙伴。从更多意义上说,他是他的商业导师。他们在1988年荣毅仁访美招待会上相识。熊晓鸽翻译了麦戈文。
麦戈文于1964年成立了一家信息技术出版、研究、展览和技术风险投资公司IDG。1980年,IDG与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电子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计算机世界》报纸,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业行业报纸。
在决定离开卡纳斯和电子指南之前,熊晓鸽给麦戈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告诉他他在中国做杂志和风险投资的想法。几天后,当他们见面时,麦戈文要求熊晓鸽提出条件。“我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直接向他汇报工作。”
当熊晓鸽年薪4.2万美元时,麦戈文问他对工资的要求,他回答说可以按工资支付,6个月后再决定。“麦先生给我的初始工资是5万美元。熊晓鸽于1991年底正式加入IDG。随后,熊晓鸽作为IDG亚洲业务发展助理回国,负责亚太地区的出版物。他投资的第一本杂志是《网络世界》。后来,他投资了20多个专业出版物,如通信世界、IT经理世界等。1988年,熊晓鸽引进美国版权,在中国出版了《时尚》、《时尚先生》、《时尚芭莎》、《中国地理》等期刊。
2013年11月,我接管了美国国家地理的中文传统文字版本。熊晓鸽常年赞助和支持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各种公益活动,如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基金、美国国家地理125年经典图像展、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库中国主题图片数字化等。
熊晓鸽的梦想是出版各种专业杂志,投资100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他公开说话,很多人认为他在做梦。
1993年,熊晓鸽率领IDG资本进入中国。他与上海科委合作,共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风险投资公司,希望支持和投资中国的高新技术初创公司。
高起点并没有立即带来高回报,IDG资本开始的几个投资项目也没有成功。熊晓鸽已经好几年没有得到像样的投资回报了。熊晓鸽说,他感谢麦戈文在那些年里对自己保持信心,并给了自己足够的耐心。
麦戈文的信心和耐心并没有白白付出。2000年左右,一些中国初创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比如雨后埋藏多年的种子,熊晓鸽多年前的投资开始获得惊人的回报。
“当时,互联网在世界上的应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中国的情况是,人多,网络少。我们判断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熊晓鸽及其团队凭借对市场的研究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准确判断,从早期的搜狐、腾讯、百度到后来的小米、迅雷、暴风科技、美图等项目,投资了一批中国互联网企业。如今,IDG资本在全球投资了700家公司,150多家公司上市或并购成功退出。如今,绝大多数中国能被称为IDG资本的互联网企业都有IDG资本的影子。
熊晓鸽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多年来一直是好朋友。右一是麦戈文先生的女儿,医学博士伊丽莎白·麦戈文,现全职负责麦戈文基金会的公益事业。
麦戈文于2014年去世,他的家人希望专注于公益事业并出售IDG。IDG资本控股公司收购了IDG的全球投资业务。2017年3月30日,熊晓鸽发布了一条微博,称收购已完成交付,更重要的是继承了麦先生和IDG的精神和文化。
熊晓鸽提到的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之所以能落地中国,也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麦戈文向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赠了3.5亿美元,成立了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目前,该研究所已成为世界顶尖的脑科学研究机构。
“麦先生说,他将来还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脑科学研究所。”
消息发布后,五所日本学校立即向麦戈文提交了申请。熊晓鸽希望这个研究所能在中国落地。
2013年11月,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研究院落成。
“麦先生一定知道我的倾向。因此,每次他们来中国,我都会安排他参观中国著名大学的生命科学院。2011年,麦戈文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将捐赠麦戈文1000万美元。
“我支持麦先生做这件事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中国有1亿多脑病患者,而且还在增加。第二个原因是我母亲大学毕业时死于脑出血。在她住院的八个多月里,我读了很多关于脑病的书,并写信给许多脑外科专家寻求帮助,所以我患有脑病。”
麦戈文于2014年3月21日在加州去世。他死前躺在病床上,遇到了熊晓鸽。22分钟的会议成为两人22年合作的结束。
熊晓鸽现在是中国三所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的董事。熊晓鸽认为这是对麦戈文的感激之情,无论是购买麦戈文的公司,还是继续参与IDG脑科学研究所。
熊晓鸽常说“公益慈善与我无关,只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大部分公益和慈善投资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对我来说,做慈善事业首先与我自己有关。首先,你应该有这种爱,然后你应该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应该有一定的网络资源,并有能力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熊晓鸽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包括勤奋、中等以上的智商,接受过一定的训练,身体健康,但更重要的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他经常说他是《纽约时报》的幸运儿。自1977年以来,他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崛起。1986年,他有机会与逐渐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回到中国后,他与中国的企业一起崛起。
“在过去的40年里,无论发生什么,国家的总体方向都是开放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运动有很大关系。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做正确的事情。”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题图摄影:夏高强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原标题《熊晓鸽:共时扶摇》